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
三、天一案的余想 天一案涉及复杂的法益冲突和权衡，我们能够从学理上对其中的宪法问题和法理问题予以评断分析，但此案却最终却以刑事案件的方式呈现，以天一个人被刑事制裁所终结。男男之间的情爱描写如何就能激发和丰富女性的情欲想象和施展，我还无从体会，但既然这个社会已然存在数量众多的腐女群体，且她们都能从耽美文学中获得如上总结的情感抚慰和性欲投射，那么这些文学中的艺术性恐怕就不容我们所轻易否定，即使这些作品极大地挑战甚至是亵渎了大多数人的情感和伦理。
德国曾通过《危害青少年书籍传播法》，将包含不道德、淫秽色情、残忍情节、煽动暴力、犯罪或种族仇恨以及歌颂战争的书籍，列入禁书名单，禁止向青少年出售。上述做法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一种基本权利所维护的法益极有可能与其它法益相互冲突，立法者并不能概观地赋予某种法益以绝对的优先位置，使其毫无例外、毫无限制地享有永远的优先保障，相反，应本着实践调和的立场和态度，对相互冲突的权益经充分权衡，具体对比各自权重，从而使所有的法益都能在宪法秩序之下获得最妥善的衡平。人类社会由诸多差异的个体所组成，这也注定了其中始终会激荡着多元冲突的价值利益，而且这种复杂性和多元性伴随社会演进只会越来越加剧。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法治的细节专栏。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的审美基本上都由他们所引领甚至塑造。
这一认知中所包含的远见卓识，只要具备零星半点的艺术史常识的人都会理解，不管我们这些普罗大众有多不情愿都得承认，艺术作为人类活动的最高成就之一，它的确是由人群中的极少数人推进的。一边是我们在教室里坐而论道，要求严格辅警的选拔条件，明晰委托范围、厘清责任承担，另一边是这个制度所涉及到的那些鲜活的个体人生，其中的反差所带给我的震荡在心中久久不能消褪。因为在我国合同法第52条中，早就规定了连接公私法规范的引致条款，即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此时，我们可以参照《合同法》关于以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依据的规定，将效力依据限定在较高层级。对于自治争议的案件，在合同内容条款本身的举证上，应遵循民法的举证责任制度，由发起人来承担举证责任。在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必须有行政法律规范的依据。就纵向上的问题而言，引起行政协议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行政协议法定和约定的双重属性，体现了依法行政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的统一。有学者认为，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虽然将行政协议纳入受案范围，但是并没有规定在行政相对人一方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时，行政主体如何处理。
当因无继续履行可能性和现实性时，补救判决是第二顺位需考虑适用的判决形式，在确认协议有效的前提下作出补救判决。[18] 有学者认为，行政协议的合法性问题，强调的是行政协议订立的法定性和公益性，也即要看行政协议的订立、变更、解除等活动有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依据，原则上规章以外规范性文件不应作出限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规定。[26]赵宏：《德国公私合作的制度发展与经验启示》，《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这就为理论上的争论以及司法实践的不同操作留下了余地。
因为行政合同往往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密切相关。[10] 有学者对行政协议法律适用问题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围绕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中的受案范围、举证责任、法律适用、裁判方式、执行等问题的争论，甚至因修法而产生的新的争论仍然在进行中。面对兼具行政合法性和民事合意性的双重性，从而依法行政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同时并存的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中的审查标准也是极其复杂的。
[40] 周雷：《行政协议强制执行的容许性与路径选择》，《人民司法·应用》2017年第6期。但也有人认为，根据该《适用解释》，可作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只有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和土地、房屋等征收征用补偿协议,虽然有其他行政协议作为兜底性条款，但不能认为所有的行政协议都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正因为如此，《适用解释》对行政协议在起诉期限上分别做出规定。因此，法院在确定行政协议案件受案范围时，就不应当拘泥于《行政诉讼法》文本所规定的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行政协议四种情形，而应当及于因行政协议所产生的所有情形。
在现行法秩序下，应区分不同情况选择强制执行路径。[2]随着治理方式的多元化，行政协议适用领域日益广泛，使得以司法审查为核心的行政协议监督制度（或曰救济制度）越显重要，也使得行政协议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愈益迫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规章。其次，还要适用《适用解释》第14条之规定，即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在行政审判实践中，行政合同纠纷案件成为日益增多的新类型行政案件。这也难怪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同类行为有的适用行政诉讼，而有的则适用民事诉讼。
[30]但是，针对行政协议的特殊性，在适用其他判决方式时应该避免简单化。（四）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
也即《合同法》只适用于平等主体间的合同关系，从而排除了其在行政合同上的适用。[3]而其他行政协议的兜底条款则无疑大大扩大了行政协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乍看起来，这一规定对行政协议的法律适用已经规定得很明确，即以公法规范为基础，可以同时适用不违反强制性公法规范的私法规范。有学者认为，行政协议案件可分为优益权类争议案件和自治争议案件两类。
《适用解释》第12条对四种情形下行政协议的起诉期限作了明确规定，即除了对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行政协议提起诉讼的适用民事法律规定外，对行政机关单方变更、解除协议等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起诉期限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合同无效，民法上合同无效的规定，是否直接适用于行政合同，还存在较大的争议。由此可见，行政诉讼的根本任务是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第二，单方变更解除行为与一般行政行为无异。
[23] 王学辉：《对传统行政协议理论的批判》，该文系王学辉教授于2018年2月23日应邀为重庆市某区法院所作的报告：反思中国行政协议的理论与实践。再如，对于行政协议已经履行完毕而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是参照适用民事法律方面的规定，还是适用行政诉讼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此类诉讼请求的处理，《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规定。
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教授所描写的一样:起初，政府合同所占比重很小，如今，以政府雇用和政府合同为表现形式的特许权以及其他契约现象，几乎无处不有。行政协议的审查标准主要是，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合约性等标准如何适用于行政协议的审查。
[44]我们认为，从行政协议最终的行政行为性质以及《适用解释》第12条的规定看，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及《适用解释》的规定。在法国，行政机关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得随时变更对方当事人的给付范围，或者扩大其给付义务，或者减少给付义务，对方当事人不能拒绝。
但事实上，如同其他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一样，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也始终面临两个基本问题。详见郭修江：《行政协议案件审理规则——对 行政诉讼法及其适用解释关于行政协议案件规定的理解》，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2期，第50页。[9]目前行政协议法律适用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适用范围、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规则差异等方面。例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就规定，行政协议对待给付按整体情况判断须为适当，并与行政机关履行契约给付有实质联系。
但在特殊情形下，即在被告违法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时，法院作出履行判决的同时，应作出补救判决要求被告撤销单方变更、解除行政协议的行政行为，以恢复原协议的效力。此外，《政府采购法》中关于政府采购的预算编制、采购方式、政府采购的当事人、政府采购程序、政府采购备案等方面的规定，都明显区别于民事合同。
人民法院裁定不准予执行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在五日内将裁定送达申请机关。[4] 很显然，与《行政诉讼法》第12条相比，《适用解释》第11条关于行政协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要宽泛得多。
有学者认为，应该参照民事法律相关规定。可选择性，即行政协议案件的法律适用根据协议中公私二分两种因素进行，也根据行政协议不同类型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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